如何解决废旧手机和废旧家电快速增长之囧?

　　废旧手机和废旧家电持续的增长量给社会敲响了警钟，如何解决城市垃圾尤其是急剧增多的废旧手机和废旧家电等电子垃圾问题?记者采访了城市规划、环境科学和环境经济等学科领域的几位学者，请他们从专业角度进行了分析。

　　垃圾问题已影响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敬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垃圾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反映。农业文明时期，人类产生的垃圾主要是生活垃圾，基本上可以在自然界环境中降解并回归自然，填埋成为主要的处理方式。工业文明后，我们产生的垃圾出现了三个方面的变化：

　　其一，快速增长的人口，特别是大量增加的城市人口，在生产和生活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产业垃圾和生活垃圾。

　　其二，由于人们生产和消费的物质产品种类越来越多，垃圾的种类也在不断增加，如电子废弃物(俗称电子垃圾，是指被废弃不再使用的电器或电子设备)等。2012年全世界产生的电子设备垃圾约为4890万吨，到2017年将达到6540万吨，差不多是纽约帝国大厦重量的200倍。

　　第三，垃圾对城镇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农村甚至出现了垃圾围村的现象。因垃圾而产生的政治事件、环境事件、社会事件等不断出现，已经影响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生活的安全和健康。我们对垃圾的处理方式大都沿用之前的填埋模式，部分城市采用焚烧模式。无论是填埋和焚烧，如果处理不当，都会造成二次污染。

　　废旧手机的技术处理难题

　　电子垃圾回收处理问题起于家电、PC时代。起初，政府部门以“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推动废旧家电的回收处置。2008年，国务院出台《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提出新的管理办法，并于2009年制定《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录》。2012年，财政部出台《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2014年，《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录》修订，电话、手机均被纳入新名单之中。

　　目前，我国已经沉积了约10亿部废旧手机，回收率却不足2%，且被回收的旧手机中，仅有少部分进入正规拆解企业。对此，上海交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何义亮教授在采访中指出，废旧手机作为与个人使用关系密切的电子产品废弃物，与以往废弃家电相比，数量相对更大。手机的线路板里，有高价值可回收利用的贵重金属，如金、银、铜;也有一些会造成严重污染的重金属离子，如水银、铅、镉等。要把手机里有害的金属离子分离出去很难。现在有一些个体商户会做一些低层次的手机拆解和分离，但在回收有价值的零件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污染。

　　对废旧手机的利用是个难题。上海交大课题组正在研究电子 垃圾处理 ，通过技术手段将手机金属部件进行拆解、粉碎和分离。具体做法是通过粉碎到很小的尺度，利用金属的比重不同，再进行分离，然后分别进行资源化处置。他指出，尽管有技术作为支撑，但还要基于政府的投入，建立规范化的资源回收基地，进行废旧手机的集中处理并形成一个链条，走规模化发展。而这在目前看来尚存在一定难度。

　　还有一个途径可能更为有效，那就是由手机和电子生产商建立一个生产、销售到回收的渠道。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商有自己的一套生产线，因此更适合建立回收资源的机制。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续。手机等电子产品产量越大，电子垃圾就越多，企业要对此进行考量。他建议倒逼企业建立回收机制，改变产品结构，尽量不使用有毒有害的物质成分，延长产品使用周期。“毕竟，对高尖端生产的产品，再用很低层次的方法拆解，是不协调、不对称的。所以说，必须要让生产商把这个链条负责起来。”

　　电子垃圾处理凸显的经济问题

　　6月，在厦门举办的2017两岸循环经济发展论坛上，与会的学者关注了“城市重塑与垃圾资源化”这一主题。大家表示，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依靠公众的力量。垃圾分类和回收只是开始，后续如何使用与再利用，通过商业模式提高这些资源的价值，才是更重要的问题。应利用技术创新、“互联网+”等做好垃圾的回收再利用。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志青对记者表示，手机等电子垃圾的回收所涉及的最大问题是经济问题。作为垃圾的回收利用，废旧手机的垃圾回收面临双重市场。第一个是回收市场。回收需要成本，如果没有正面激励和约束，很难让回收者产生积极性。第二个市场就是回收资源利用，即回收后的废弃物在回收市场上有没有优势和较高的利用率。在第二个市场上，废旧手机的性价比不高，原因在于回收手机资源还要经过很多程序，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资源。所以，从市场主体角度看，废旧手机的可利用性不高，经济价值不高，这也造成回收行业或者说循环经济无法在很多产业里落地。

　　要提高循环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就需要全社会和政府部门积极扶持循环经济。这种扶持首先应体现在规模上，要使之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其次政府要进行经济补贴，让其经济价值与新开发资源的价值相持平，这样循环经济产业才有竞争力。实际上，垃圾可回收产业都面临着这样的成本困境，只能在低水平上循环，无法做到有效提高回收资源的利用率，这是症结所在。第三，还有一个可能降低回收资源成本的有效渠道，就是推动垃圾的分类。从源头上进行垃圾分类，有助于降低回收过程中再处理的成本，这对整个循环经济产业来说很重要。为此，需要政府对之进行补贴和鼓励，同时还要提高全社会的 节能环保 意识，提高民众在垃圾分类方面的参与度。唯有做到这三点，才能突破以上瓶颈。

　　垃圾治理需要新观念

　　2015年以来，国家和地方继续从政策层面推动和支持垃圾分类工作。“十三五”规划纲要发布，明确要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与“再生资源回收”的有效衔接;2016年6月，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发布《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垃圾分类的总体要求和目标。

　　敬东认为，我们需要认识到，垃圾是没有得到很好利用的资源。关于垃圾治理需要把握四个关键：一是理念的普及。全社会在生产和生活环节需要尽可能减少垃圾的产生，全社会需要知晓垃圾的减量化就是最大程度地节约资源。二是制度的保障。需要建立严格的垃圾分类收集制度并强制性推广实施，按照最新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2020年年底，我国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达到35%以上。三是技术的突破。需要建立一个垃圾再利用的循环经济模式，变废为宝。将循环经济模式作为城市垃圾治理的核心，关键的突破是垃圾再利用的无污染化技术突破。四是规划选址和技术突破的耦合性。合理布局垃圾收集、再利用、填埋和焚烧场地。如果有严格的垃圾分类收集制度和垃圾再利用无污染化技术的突破，垃圾的处理设施应该可以成为城市的亮点和市民活动的中心。例如，丹麦的哥本哈根市把新建的垃圾焚烧厂和城市生活设施融为一体，并且将之建为市民冬天滑雪的胜地，这一方案入选了美国《时代》杂志评选的“2011年度50大最佳发明”。

　　何义亮教授认为，在超大城市建设中，对以手机等电子垃圾为代表的废弃物的处理，也要有一个超前的模式来管理。创新不能仅仅强调在末端的处置上如何去创新，用什么创新的技术、工艺装备，这样始终是被动的。创新不仅仅包含末端分类处置和回收，还包括源头管理上的创新，即尽可能减少垃圾的产生。管理体制的创新同样也是创新的一部分。倒逼企业建立回收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机制体制的创新和管理的创新。“换一个思路，往往会有新的办法。超大城市人口太多了，如果完全靠消化的方式去解决它，那是行不通的。就如同依靠修更多的路来解决交通堵塞问题，终究赶不上车辆增长的速度，应该通过车辆管理来解决问题。所以说，发展的同时要考虑各方面如何平衡，这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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