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废旧电器电子回收处理量在8千万台,涉及基金补贴额度接近50亿人民币,如果109家拆解处理企业完全依靠补贴基金支持运行,确实不容易。”环保部固管中心主任孙绍锋言道,“该基金制度是当前国情下一种推进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落实的方式,长远来讲不可能长期支持下去。”随着国情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和素质的提升,孙绍峰希望大家能够树立起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引流入正规拆解企业的意识,提升资源利用率;“基金的作用在于引导、推进”,未来,包括电器电子在内的固废污染物,更可能以立法形式将其作为生产者的责任确立下来。这就敦促生产企业和拆解企业必须加强清洁生产、自力更生的能力。
北京大学教授童昕为此提供了一些思路。她指出,解决废旧电器电子回收处理难题的根源在于企业能否实现清洁生产。“现行的制度和条例,实质上是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由‘丢废弃物的人支付废物处理成本’,由此生产者承担更多责任。”但“清洁生产”的概念认为,“废弃物管理阶段的问题,可通过产品生态设计和材料的选择,以及商业模式的重构,实现远较末端处理为好的效果。”
以日本为例,他们将生产者责任制度视作生产者主动改善产品环境属性的契机,从而创造了全新的市场机遇、商业模式。中国目前在政策层面是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看作产业转型、供给侧改革的一种内在激励。十九大期间,国家提出了将绿色制造提升到战略层面的意图。
童昕认为,“现代生产系统拥有高细密的分工,承担废物管理义务应该是整个供应链体系的任务。本质而言,废弃物管理是有优先级别的,排在第一位的是废弃物减量化;其次,是再利用、再循环;最后,才是考虑废弃处置。而现在我们的关注重点有所偏颇。合理的生产者责任延伸,是通过技术、材料、模式的改进,减少真正的废弃物数量,将消费增长、价值创造与资源消耗脱钩。”她提供了两种产业生态设想,一是集成化闭环供应链;一是开源供应链。
集成闭环供应链以苹果公司为代表,“去年,苹果承诺在全球实现100%闭环供应链,即苹果产品不再依赖矿产开发,而是完全依靠再利用材料。”在这一逻辑下,苹果产品设计更加集成、耐久,“生产者不希望在产品使用过程中打开它,那怕进入二手循环,都要维持整体状态,直至其无法履行功能。”苹果鼓励用户在产品报废后将其送至苹果拆解中心,内部拆解为8大基础构件,这些构件一些可以循环利用,一些可以再加工利用。苹果官网回收公告有如下陈述--你折抵的设备将变成别人手中的新智能手机,继续物尽其用,这对任何设备来说都是件好事。
开源供应链则类似电脑组装。“比如手机,有人想要新摄像头,有人想要扩大内存,那么厂家是否可以制作标准框架,让消费者根据需求购买模块,拆下的模块也可继续在市场交换。”谷歌在2014年曾做过模块手机探索,海尔、LG等企业也做过家电产品的模块化尝试,只是均未成为主流,“开源供应链的优势是物尽其用”。
童昕认为,两种模式均有优缺点,“比如苹果也面临如何将产品收回到自己手中的问题;而开源供应链废弃物的终点是城市废物管理系统,这一系统很大程度上需依赖地方公共财政支持,显然,这种管理的成本越来越大。而两种模式结合,或者会取得最大化效益。”
在童昕主导的数据跟踪建模中,他们发现了如下特征,“废旧产品的流动区域化特征明显,也就是临近区域间流动频繁,比如北京向河北流动,重庆向四川流动。这种跨区物流成本与区内流动的区别不大,这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比如在川渝地区,长虹这样的企业组织回收效率就相对较高,具有较强的掌控能力,可以实现集成化回收。”
“在正规回收处理企业之外,我们还发现一些中间市场。比如,一家专业为规范处理厂供货的企业,他们非常了解基金制度的各项标准,同时会大量收到一些缺少线路板、部件的产品,而他们通过非正式的回收市场,可以将整机配齐送到处理厂。在河南和安徽交界以及贵屿都有此类企业存在。还有最末端的个人回收从业者,则是完全根据市场信号,正规处理厂价格高,就交给处理厂;价格不好,则自己拆解做零卖。在这些中间地带,包含了大量民间创业者的努力。他们也提供了一种网络的灵活性。”童昕认为,这些中间地带难以完全杜绝,但可作为补充,由政府加以引导。
童昕说,“废弃电器电子处理基金制度是我国探索绿色产业链建设的一场伟大实验,而当务之急,是在基金的引导下,建立一个一体化再生资源市场。政府的任务是制定目标,然后根据社会的发展阶段及资源的优先级别,综合评定。”她认为,“可以鼓励生产者建立绿色产业链,让他们的子公司作为循环处理厂进入这一行业中。更重要的是,鼓励企业建立一套金融机制,将废物处理的成本纳入企业运营的整体考量中。而最终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开放、多元化,最好能带来源头治理,产品设计和商业模式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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