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废弃物拆解步履维艰 全球受影响何去何从

       2019年，国际劳工组织于4月9日-11日期间在日内瓦总部召开会议，在会议发布的文件中，劳工组织表示，电器和电子产品的消费需求增长，使电子垃圾成为全球增速最快的垃圾种类，年增长率在3-4%之间，预计到2021年将达到5220万吨，其中有41%来自亚洲，27%来自欧洲，25%来自美洲。

　　据估计，到2020年，全球将有500亿部接入互联网的设备，是当前世界人口总数的六倍。

　　2020年7月，联合国发布的《2020年全球电子废弃物监测》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产生的电子废弃物(带电池或插头的废弃产品)总量达到了创纪录的5360万公吨，仅仅五年内就增长了21%。

　　2019年，只有17.4%的电子废弃物被收集和回收。这意味着黄金、白银、铜、铂和其他高价值、可回收的材料大多被倾倒或焚烧，而不是被收集起来进行处理和再利用。

　　保守估计，这些回收的电子废弃物的价值可达570亿美元，超过大多数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世界工厂和最大的消费国，中国早已是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第一大国，但国内的废弃电子拆解却陷入无解之中。

　　2015年，工信部《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责任延伸试点工作方案》的数据显示，中国手机、计算机、彩电等主要电子产品年产量超过20亿台，每年报废量超过2亿台，重量超过500万吨。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发布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及综合利用行业白皮书》(下称《白皮书》)则显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录(2014年版)》中14种产品在2017年的理论报废量超过5亿台，报废重量高达538.4万吨。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中含有大量的铁、铜、铝、塑料及稀贵金属等再生资源，但如果回收处理不规范，产品中的有害物质将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

　　2018年，据《财新》记者在天津、湖北、河南等地采访了解到，由于制度设计和营商环境的原因，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持牌企业难以与野拆产业链竞争，已经出现严重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一些企业因为基金补贴迟迟不到位而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另一些企业为了保住拆解资质，每年将产量压到最低，或者把生产线外包给野拆者。

　　与小散乱的个体拆解户相比，正规家电拆解企业往往需要更为庞大的资金投入，如购置设备、人力成本、缴纳税费等，这导致他们在成本控制上并不占优势。同样的回收价格，个体拆解户可以盈利，正规拆解企业却可能亏损，于是只能通过基金补贴进行弥补。

　　《白皮书》的数据显示，2016年，有近三成的拆解企业因不堪重负而停产。有停产的企业人员表示，由于资金实力有限，连20%的最低拆解率都无法承受，但他们会想办法将企业出售给上市公司。

　　2012年，日内瓦工作安全局和部门活动司、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电子废物的全球影响：应对挑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提到，电气电子废弃物(电子废物)是当前增长最快的废物流。用环保方式处理电子废物十分危险、手段复杂且费用高昂;此外，普遍缺乏立法或强制措施。

　　因此，大多数电子废物被当作一般废物流丢弃，在发达国家被回收的电子废物中，80%最终被运往(通常是非法)发展中国家，由几十万的非正式工人回收。

　　中国和印度已经发现了几个回收电子废物的场所。在菲律宾、尼日利亚(拉各斯)、巴基斯坦(卡拉奇)和加纳(阿克拉)也存在一些调查不够的地方(Ni和Zeng，2009年)。

　　图/位于阿克拉郊区的阿博布罗西(Agbogbloshie)是世界上受污染最严重的电子垃圾场之一。JAVIER CARBAJAL/SIPA

　　一般而言，小规模的出口常运往西非，而规模较大有时甚至有系统有组织的输送则运往东南亚(巴塞尔公约，未注明日期(a))。

　　《报告》显示，按照当时的估计，中国接收的电子废物最多——约占70%且呈上升趋势。然而，至于这些越境电子废物流到底有多大，却没有确切的数字(Ni和Zeng,2009年)。此外，由于亚洲加强了监管力度，估计未来会有更多的电子废物运往西非国家。

　　电子废物的亚洲目的地通常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电子废物出口至中国，出口商将集装箱运货船首先运至香港、台北或菲律宾，然后再将它们转运到中国内地的小港口，这里的海关官员对这些集装箱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换取一点利益，出口商便以这样方式来逃避检测。迪拜和新加坡通常充当发达国家电子废物的中转站(Kalra，2004年)。

　　进口到中国的电子废物通常再次出口至其他东南亚国家。在东南亚，常见的电子废物贸易系统流程为：在中国接收装运货物，主要在广州进行重新组装或重新装饰，然后再通过东兴边境出口到其他国家，如柬埔寨和越南。

　　贸易集中在该地区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广东省毗邻香港;其次，广东省有几座大城市，如广州和深圳，可产生大量的国内电子废物;第三，广东靠近东南亚地区(Shinkuma和Minh Huong,2009年)。

　　在广东省南部地区是进行电子废物非正规处理的最主要聚集地，集中于贵屿、广州、东莞、佛山、顺德、中山、大沥、龙塘和深圳等地。电子废物从广东运往其他省和城镇的处理中心，比如湖南、江西、福建、浙江、上海、台州、山东、天津和河北(Ni和Zeng,2009年)。

　　作为一个急速发展的电子废物镇，广东贵屿镇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电子废物回收地，这座不知名的小镇，每年从电子垃圾中提炼黄金多达15吨，被称为“电子垃圾拆解第一镇”。

　　拆解电子垃圾来钱快，贵屿很快形成一条回收、拆解、加工和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有数据显示，大约有10万人从事电子废物回收活动(Zhao等人，2010年)，占该镇人口的80%(Ni和Zeng，2009年)，拆解业一度占到贵屿GDP的90%以上。

　　近年来，当地政府意识到粗放式经营对环境造成的极大破坏，对电子拆解行业进行了严厉整顿，2018年的环境监测数据显示——1—6月，贵屿镇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达标天数占90.4%，不达标的天数均为轻度污染。以7月3日为例，贵屿北港河水pH值为7.52，彻底摆脱了酸性环境。

　　回到流通路线，《报告》中提到有统计数据和实地调查表明，西非是电子废物进入非洲大陆的主要贸易路线，而加纳和尼日利亚是其主要进口枢纽。在进口电子废物的总量方面，尼日利亚在该地区首屈一指，几乎所有收集来的材料都进入到非正规回收领域(巴塞尔公约，未注明日期(a))。

　　印度的电子废物贸易问题也日趋严重。《报告》估计到2020年，印度倾倒的旧电脑数量将会上升500%(Schluep等人，2009年)。

　　2019年有数据显示，2020年印度对电子产品的需求规模将达到4000亿美元，连带的造成电子垃圾增加，一份印度工商会联合会(Assocham)与咨询公司cKinetics的统计指出，印度会在2020年制造出520吨电子垃圾。

　　在印度密鲁特、费罗扎巴德、德里、金奈、班加罗尔和孟买都有电子废物废料场(巴塞尔行动网，2011年)。在邻国巴基斯坦，位于卡拉奇的舍尔沙是电子废物的另一重要市场，各种各样的电子和电气商品、零部件、电脑和走私商品通过水路和陆路运到这里进行销售，或进一步分销到其他城市(Ray，2008年)。

　　到了近两年，电子垃圾处理和流通仍是一个全球性的未解难题。2019年，国际劳工组织在会议中仍表示，在发展中国家，电子垃圾处理的工作大多都属于非正规岗位，常常由移民、儿童和其他脆弱群体，在自家住宅等非正式场所开展，工作环境恶劣危险，有害健康，工人缺乏安全和权益保障，且拆分处理手段简单，无法最大程度地进行有价值的回收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