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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政策下拾荒江湖的兴衰

2019-09-18 来源:

   


       断裂的回收链


  早上7点不到,李军一家驾驶两辆货车,从居住的西六环出发,开向北京石景山。他们将在一个小区外支起摊位,迎接附近居民,也迎接骑着三轮车来送货的、更下游的废品回收者。


  李军回收各式各样的废品。每天最多能收2吨纸、1万个矿泉水瓶,还有铁、铜、铝等金属。一年下来,刨除花销,有10多万元收入。在李军看来,这些是辛苦钱,“本地人估计干不了”。


  李军来自河南固始,曾在北京东北旺卖过十年菜。随着中关村软件园拔地而起,菜场消失了。在亲戚介绍下,他进入废品回收的行当,这是个技术活,“有时看似是一块铁,其实是一块铜”,他花了一个月摸索和学会。此后一干就是十年。


  收旧货也要通关系。废品回收的执照难办,大多数人无证上岗,难免被驱赶。挂靠正规公司太贵,还要服从管理。最后他凭着执拗的脾气立足单干。


  到了深夜,满载废品的货车驶入位于西六环的废品回收站。这是一个藏在巷子里的大杂院,门口没有标识,走近才发现别有洞天:占地12亩的大杂院,被隔成十多个小院,分别回收纸、铁、铜、铝、易拉罐、旧衣物、塑料制品等。


  夜幕中,李军要忙活一两个钟头,把分类好的废品逐一卖给各个打包站,也就是每个小院的所有者。


  这不算一笔光明的买卖。


  四环外原有82个废品交易集散地,这些交易点连接着城里的废品供应商和城外的废品加工厂。收购商从这里买走废品,运往河北、山东等地的废品加工厂,比如玻璃运到邯郸,金属运到霸州,塑料运到文安。


  2016年,有81个废品交易集散地先后被取缔,仅剩下一家位于西南五环上的正规军。


  交易点骤然减少后,外地收购商苦于寻找货源,而北京的废品却卖不出去。


  李军说,从前,玻璃、木头、泡沫都能卖掉。现在,这些便宜的,或是体积大的、容易造成伤害的废品,已经逐渐退出了交易市场。许际才的流水线也不再分拣废塑料布、餐盒、橡胶鞋底了,尽管这些废品都有下游加工商。


  废品回收得越少,垃圾就越多,这在北京垃圾增长量上也有所体现。交易点大批取缔的2016年,北京市垃圾增长率超过10%,而往年,这一数字维持在3%左右。


  大多数交易不得不暗下进行,李军卖出废品的大杂院便是一个非正规的交易点。


  一名废品回收业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北京非正规的回收站最多时超过200家。现在大约还剩100家,它们陷入“被勒令拆除、死灰复燃”的循环中。它们越搬越偏,隐藏在六环外,等待城里城外穿梭的李军们——行业内将这些收集废品、将其分类和运往回收站的车称为打货车。


  两年前,李军最常去的石景山衙门口回收站被拆除,他追随被疏散人员建立的新站,从五环搬到六环外。五环以内收废品的三轮车司机们没法驱车20公里赶到六环外的回收站,只能由李军这样的打货车司机扮演“二道贩子”的角色。李军告诉《财经》记者,相比五年前,他现在能收到的废品多出了三分之一。


  李军的经验是,如果回收站多,打货车司机们可以分头卖货,免去排队,并且在站与站的货源竞争中获得更美好的价格。在回收站最少的时候,他和来自西城、海淀、丰台的司机一起,排过两小时的队,“夏天在车里等这么久,太费劲”。


  2017年大兴“11·18”火灾后,北京南边的废品回收站曾被大量关闭,只剩下两家,队伍排出上百米。打货车司机们只好往昌平、河北燕郊跑,舟车劳顿和增长的油钱吞噬着他们的精力和利润,回到家歇下可能是凌晨2点以后了。


 

  焚烧不是最好的选择


  呼之欲出的垃圾分类立法,让流水线上的拾荒者认为,月入四五千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


  继上海开展强制垃圾分类后,北京的垃圾分类立法工作也已经提上日程。《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在即,草案预计10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一审。


  王维平说,目前,北京的生活垃圾对策已进入减量化、资源化阶段,而垃圾分类正是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的措施之一。


  就像排斥电子支付在取代现金支付一样,流水线上的拾荒者也对垃圾分类感到反感。他们担忧的是,垃圾分类后,送到末端的就只剩下不可回收垃圾了。那么,垃圾分拣流水线便没有存在价值了,他们也将面临失业。


  “大不了不干这一行了,不挣这么多钱了。”赵胜说,他还年轻,随时可以在城市里找到其他工作。


  54岁的徐治新没这么乐观。他和妻子是“非典”后来北京的,刚开始在填埋场附近捡垃圾。一个月下来,两人能有8000元-9000元收入。他认为这份收入还不错。曾有人找徐治新去填埋场种树,他给拒绝了,“搞绿化挣不了多少钱,一般也就3000块钱。”


  2009年,徐治新成为许际才手下。他在流水线上做过分拣工,也开过铲垃圾的铲车,前后工资变化不大。徐治新说,要是分拣项目没了,年轻人还可以出去创业,但像他这个年纪,就很难找到新工作了。


  拾荒者的沉浮起落,是北京垃圾对策变迁的一个切面。


  王维平说,北京的生活垃圾对策是个四部曲,先后经历了“眼不见为净”时期、标准化垃圾填埋场时期、焚烧时期、减量化和资源化时期四个阶段。拾荒者的身影贯穿始终。


  第一阶段,北京把生活垃圾运往郊区,“随便找个地方堆起来,简而言之就是眼不见为净”。久而久之,垃圾就围城了。北京市在1983年做过一次航拍,大致沿着现在的四环路一圈,仅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个。


  随着北京申办亚运会、奥运会,城市摊大饼似的发展到了四环。这时候,北京开始建设垃圾填埋场、垃圾收集运输体系。之后,生活垃圾被运到垃圾填埋场,“找个坑就填”。


  不管是堆起来还是填起来,都会污染地下水,周围臭气熏天,同时还产生大量甲烷——其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1倍。


  彼时,拾荒者的大本营,大多驻扎在垃圾堆放场周围。1997年,王维平曾挨个去13个帮派的大本营调研,周末就和拾荒者住在一起。最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是难闻的气味。难闻到什么地步?大本营里冬天都有苍蝇。不管是那的蟑螂还是绿豆蝇,个头都很大,一点也不像北方常见的。


  三九天,饭碗一捧,一层大绿豆蝇就在上面趴着、围着,王维平把它们扇开,马上又聚拢回来。


  随着填埋场建成,拾荒者聚集到了填埋场附近。不过,由此产生的隐患也很多。汽车卸垃圾,来回冒土扬烟,偶有意外伤人事故发生。


  第二阶段,是标准化垃圾填埋场时代。“标准化”是指把填埋场的危害降到最低,具体做法是:填埋场下铺设七层防渗措施,防止地下水污染;分区填埋,倾倒的垃圾当天压实、盖土;把填埋场产生的甲烷倒排出来,用于集中发电;对填埋场的污水进行处理。


  国际上,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采用标准化垃圾填埋场。1994年中国首座标准化垃圾填埋场,也就是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建成投产。


  新对策没有彻底解决矛盾。首先,防渗膜的有效期为12年,过期后,还是会污染地下水;第二,填埋场产生的甲烷仅有一半能被有效收集;第三,填埋场占用大量土地,一旦填满垃圾,很难重新被利用。王维平说,这种土地上,盖房子地基不牢,绿化也不行,堆体里不断发热,树种了就烧根。


  第三阶段,以焚烧为主的多样化末端处理方式。当北京计划建造第一座垃圾焚烧厂,也就是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厂时,遭到了民间反对。据王维平回忆,2009年,全国多地出现抗议垃圾焚烧的示威游行。反对者认为,焚烧是把固体污染转化成气体污染。


  当时的北京市政府官员让王维平出面和反对者进行沟通。王维平带着反对者去日本参观了垃圾焚烧厂。在日本,垃圾焚烧厂一墙之隔就是幼儿园。“参观过程中,他们慢慢了解到,垃圾焚烧的核心技术是烟气净化,有60%的投资花在烟气净化上。净化到什么程度呢?比烧油的炉子、烧煤的炉子都干净。”王维平说。


  也正是这一年,许际才承包下阿苏卫的生活垃圾分拣、回收项目,进入了城市生活垃圾的末端分拣行业。他招了100多位拾荒者来当分拣工,行情好了,多招一些,行情不好了,少招一些。


  截至2019年2月,中国(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在运行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数量已经突破400座。王维平认为,垃圾焚烧还不是处理垃圾的最理想方式,垃圾对策的上策是第四个阶段——减量化、资源化阶段。


  他给出了三个理由。第一,垃圾焚烧厂即便能克服“人类一级致癌物”二英,但产生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硫化物等还是存在污染。第二,焚烧的产物之一飞灰属于危险废物,处置过程中暴露很多问题。第三,焚烧厂的炉渣率有23%,大部分最后还是要填埋。


       消失的拾荒者


  2016年,王维平发现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被列入了北京的禁限目录。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不行,得找市里领导反映。”


  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被认为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唯一出路。为区分首都核心功能和非核心功能,北京市政府办公厅2014年7月正式发布了《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4年版)》,并于2015年底发布修订后的新版本。


  “没有拾荒者不行”,王维平说,目前,北京的垃圾末端处理设施都在超饱和运行,北京需要拾荒大军这支队伍来回收废品,为垃圾减量。据王维平估算,拾荒者每年为北京省下37亿元垃圾处理费。如果没有拾荒大军,垃圾收集运输处理能力将不堪重负。2016年,81个废品交易地取缔后,垃圾量一下增长了10%以上。


  2017年,王维平向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反映了上述观点,建议修改禁限目录。


  2018年发布的禁限目录相比2015年版进行了73处修订,对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社会关注度高的生产、生活性服务业予以细化修订,给符合区域布局要求的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产业保留了一定发展空间。其中在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中,对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再生资源回收分拣中心、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等保障城市运行项目不予禁限。


  至于那81个取缔的废品交易集散地,政府正在采取新措施。王维平说,北京市规划了12个-13个新的集散地。目前还没有到征地环节,等征完地还有一系列手续要办,可行性研究、环境评价、特许经营等,中间需要1年-2年的时间。

  在王维平看来,从82个到13个,“为了控制量,也为了控制那些违法者”。


  按照最初的规划,新的废品交易集散地外边,得挖一圈宽1米、深1.5米的防火沟。集散地里面要建一道墙,把生活区、交易区分开来,严禁在交易区里生火做饭。摊位之间按照废品种类隔开来。每个集散地里还要有两辆消防车。


  不过还是有人提出包摊位的形式不行,出了危险管不住。所以摊位形式取消了。“现在的设计是,到了垃圾集散地,用几个传送带进去,再由人工来继续筛选,分选完了以后让他们卖去。效率更高了,也更安全了。”王维平说。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认为,城市里的拾荒者没有单位,也没有劳动保险,他们本身是需要让社会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让拾荒者一直存在。


  “拾荒者迟早要消失,这恰恰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说,拾荒者是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个体现。在城乡差距很大、社会的保障不是很充分、管理不到位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群体,“就像网上说的,不是因为生活所迫,谁愿意把自己练得一身是本事?”


  刘建国承认,拾荒者使城市垃圾减量,并且是以成本比较低的一种方式。但在他看来,其实成本是外部化了,“很多东西要全社会来担,包括对他们本身的健康医疗,污染环境的治理。”


  刘建国称,很多回收、处置废品的作坊手续不全,缺少安全、消防、环保设备。过去管理的触角没有延伸到这些地方,助长了这个行业的生长。另一方面,拾荒者本身也在以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代价。因此,这样一种让垃圾减量的方式是不值得鼓励的,而应该找到一种更加文明、更加现代的方式。


  拾荒者终会退场,但他们提供的功能仍然是被需要的。


  刘建国认为,政府要把拾荒者纳入规范的管理当中,不能像过去一样,游离于监管之外。只有跟现代化的企业一样发展,才是有生命力的。比如有的地方,有环卫部门、企业吸纳了这些队伍,使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促进了环卫系统与再生资源回收系统“两网协同”、“两网融合”。


  宋国君认为,垃圾分类应当作为一个职业,成为受劳动法保护的工作岗位,使得从事垃圾分类工作的人能获得健康、安全方面的保护。


  生活垃圾分类就是一个契机。宋国君说,在生活垃圾分类的趋势下,会有大部分社会化的公司进入垃圾细分领域,比如一个社区里,厨余、其他垃圾分别单独拉走,可回收物还需要二次分拣,把不同的材质分开来。以台湾为例,从不分类到分类,在垃圾细分、回收利用领域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许际才正在向社区寻找生机。他告诉《财经》记者,应对垃圾分类政策,他的出路是,把末端的分拣项目挪到前端,进小区、商场、学校去分拣废品。


  但很多问题尚不确定。现在他位于六环的分拣项目,有宽敞的分拣车间、污水处理厂、便宜的职工宿舍,但工人到了主城区的小区、商场后住哪儿?废品堆放在哪儿?政府会允许他在市中心建分拣车间和污水处理厂吗?


  “如果没有排污许可证,是不让你干的,因为现在对环保的要求很严。”许际才说。


  万宏俊年初所在的那个回收站关停后,有人不死心,继续住在原处标着6元一天的集装箱板房里,观望这里是否还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对万宏俊来说,逃离这一行,是一个选项,也是一次冒险。彻底离开,需要转让打包使用的机器,废纸打包机的价格为30万到70万元不等,如果后悔了想回来,未必有资金再重新投入。不转让,机器太大,也没处搁。


  他希望政府能够出面规划一些土地,把现在几乎都处于灰色地带的废品回收业正规化,利润可以少一些,至少能稳定下来,踏踏实实干一年。


  他不知道这一天会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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